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价值有二，一是在内容上提出变通的宏观问题，二是在逻辑上对紧随其后的第116条实施转承与过渡。
任何法律价值、法律权利都不享有永恒的、绝对地优先于其他法律价值、法律权利的地位。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就已经初步体现了法律后果的多元化倾向。
92 参见旧行政诉讼法第5条和新行政诉讼法第6条。42 类似的案例还如许壁华与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皖行终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书）。换言之，行政主体滥用裁量职权或者裁量权行使明显不当的，本质上不属于不合理，而属于违法，属于合法性审查的范畴。法律在这里规定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申请人的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提供信息，是行政机关的一种法定义务。例如，在阮晓宇与杭州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杭州市拆除违法建筑实施办法》已于2007年12月30日废止，但被告仍然援引其作为答复依据，其行为显属不当。
） 8 参见雷磊：法律程序为什么重要：反思现代社会中程序与法治的关系，《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第323页。如前所述，法院往往把程序瑕疵未对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或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实际影响等作为指正的前提。这样一来，下面的法律规范如果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对对象法律进行审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实际上，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容易产生压迫性的危险。例如，1957年发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种族案件。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握有压迫者的力量。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赋予法院相关的违宪审查权，这个与目前体制的衔接处在一定的困境。
古典理论认为，元老院最早由古罗马神话创立者Romulus创立，主要承担会议的咨询，其成员由100个家族首领，在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人员增至300名。在这些释义中，各有侧重。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宪法的守护者，但似乎主体还包括国务院、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作为宪法的最终守护者，是非常状态时刻的宪法政治，这是政治意义上的守护者。综上所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以及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来看，尽管专门的宪法法院是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守护者，但宪法守护者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标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选择何种类型的宪法守护者更多受到了宪政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结构的影响该义务可能会导致对基本权利的更多限制。
法律规则的一般且抽象的形式与必须借助规则进行评估的具体情境之间的断裂只有通过解释才能弥合起来。其次，法院将判定究竟该侵犯行为是否合法？(例如，是否遵循宪法中的限制条款？) （一）广泛的保护范围 从一开始，法院就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采用扩张解释，因为保护机制的效力在总体上取决于以下判断：任何未纳入基本权利范围的利益将无法获得宪法保障。（六）作为权利主张基础的基本权利 吕特案之后，另一个开放的问题浮出水面——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能否超越传统的防御国家行为的消极效力，而成为针对国家的积极主张的基础。在这一观念之下，宪法解释的目的是给予这些价值最大的实现可能性，同时也使宪法规范在变动的社会中应当发挥的功能尽可能地得到发挥。
这种进步的始作俑者(包括研究者及商业公司等)经常在这些领域抵制政府的规制，并将其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作为抵制的理由。社会权利被认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其并未赋予公民某种保障，而是需要通过立法具体化。
宪法学者认为，基本权利仅仅是法治原则尚未完全确立的旧时代的残余。当立法机关未提供充分的保护来防止私主体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时，保护义务就发生效力，尤其是在科技进步及其商业应用所带来的风险的情况下。
因此，扼制此种威胁几乎不可避免地侵犯施加威胁的那些主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基本权利被制宪会议从宪法的尾部移至序言。[11]因此，宪法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有权一锤定音地决定正确的解释以及运作何种方法进行解释。因为在革命中修改或重新制定的各州宪法中包含了与法兰克福宪法相近的基本权利。第1条第2款包含了自然法悲情的暗示，这也成为德国基本权利清单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规则要么可以实现，要么无法实现。
如今，基本权利已辐射至德国的法律秩序、政治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德国几部法典(《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的诞生先于民主制度。
同样，将社会权利植入宪法的动议也功亏一篑。由于它们并不存在等级次序，必须放在一起相互权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持或者反对某一宪法裁判的决断事关大体。[24]《基本法》制定者仅仅明确国家应承担保护作为最高原则的人格尊严的义务，并不包括除此之外的其他基本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国家权力仍然是基本权利的潜在威胁，因此必须受到基本权利消极面向的约束。在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政机关能够循序渐进地做出独立判断。[17]由此，基本权利的保护不再存在断裂带。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艾尔弗斯出国旅行的意愿是否应受基本权利的保护。
此外，与其他法律规范相比，授权立法机关限制基本权利的条款包含非常开放的语词。除此之外，该宪法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包括将违反基本权利的法律归于无效的权力。
与此同时，实践早已表明，这些权利也会受到社会主体的侵害——有时甚至更为严重。结果，与三月革命时期基本权利大相径庭的是，这一基本权利清单得以扩展，而且它们获得了先例而非制定法的支持。
但是，国家对该义务的履行并不限于防止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有些基本权利根本不包含任何特定的限制性条款。
在解释这种条款时，法院必须对相关基本权利的重要性与具体案件中所体现的具体条款试图保护的法律利益进行衡量。因此，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对这些条件进行更为细致的调整。法院判吕特败诉，其法律依据是《德国民法典》第826条。因此，国家既是基本权利的敌人，也是其朋友。
这同样是基于基本权利乃客观原则的观点。采取这种策略的原因也依循同样的逻辑：如果某一国家行为不能被认定为侵犯权利，就其是否违反基本权利进行讨论将被禁止。
它必须意味着宪法框架下的所有主体遵守宪法规则——不论这些规则的内容是形式的还是实质的。[4] 在德意志帝国时代，宪法学者在假定基本权利受到制定法限制的基础上对其展开解释。
只有在受到法律学者批评之后，该院才明确其宪法基础：法治或者基本权利本身。同样，学者们在判决之后也对此大加赞赏。
